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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到來的世界:生態學作為新政治的2030-2100 于俄羅斯開幕距離“史上最嚴垃圾分類”已經施行了一個多月,這場由政府主導的社會生活模式的變革,從上海開始強制實行,向全國多個大中小城市推行。實行垃圾分類意味著政府對于環境保護的重視與引導,公眾則是這場改善生活環境、維護綠色可持續發展行動的主角。正如這場變革所展現的那樣,人們通常將生態問題視為“現實生活”的范疇,認為“行動主義”只意圖影響法律和政策制定。藝術在面對生態問題時能夠做些什么?2019年6月28日至12月1日,“即將到來的世界:生態學作為新政治的2030-2100年”于莫斯科車庫當代藝術博物館展出,展覽著眼于正在生成的未來(那時環境議程將成為主要的政治問題之一),匯集了50多件俄羅斯和國際藝術家的作品,圍繞著環境保護和生態學外延兩個主要概念做出展示,意圖引起公眾對人類活動造成的生態失衡的關注。 根據多位學者預測(特別是美國生態學家和人口統計學家保羅•埃利希),“石油峰值(全球石油產量達到最高水平的時間點)將會在 2030 年前后到來,意味著石油時代的結束。”英國科幻作家阿瑟•查爾斯•克拉克(Arthur C. Clarke)則在上世紀60年代作出預測:人類將在2100年擴張到其他恒星系統。展覽選取埃里希和克拉克提到的2030年和2100年這兩個時間點作為標題,通過窺視這個具有“投機性”的時間點,暗示著人類將被迫意識到“沒有第二個地球”(這同時也是展覽中的一件作品)。展覽突出了我們對未來知識的不確定,同時提議以更加主動的方式理解這個事實,即我們當下的活動正在構建與塑造未來。正如理論家、評論家T.J.迪莫斯在他的文章《自然的藝術》(T.J. Demos /Art After Nature)中所言:“就像人們不再將大自然理解為抽離人類活動的原始王國與獨立王國一樣,藝術自律在面對生態災難時更是不堪一擊。” 展覽展出了一系列標志著人類與自然關系轉折點的作品,如十六世紀的掛毯首次將自然表現成人類無法控制的現象開始(《卷心菜葉》),十七世紀風景畫的開端“荷蘭小畫派”,到蘇聯早期前衛藝術中的“有機文化”運動(米哈伊爾《根雕塑》,1920s),以及1969年“大地藝術”的出現使自然成為一種藝術媒介。“大地藝術”和“環境藝術”的出現恰逢人們對環境保護的情緒高漲,從而引起了國家和公眾層面生態政策的發展。在大地運動之后的半個世紀里,藝術經歷了與生態學關系的復雜變化:從將自然客體化到將其理解為一個系統(漢斯•哈克《循環》,1969),從反諷(Gnezdo《一分鐘不呼吸來保護環境》,1977)到服務于日常生活的實踐方案,例如丹麥藝術家團體Wooloo提出的方案(《人類旅館》,2009-2019)。 就具體內容而言,展品除了有對人為的生態災難的關注(蘇珊•舒普利,2016),還有與動物“合作”完成的作品——作為人類、自然和非人類物種之間關系的新范式(托馬斯•薩拉切諾,海登•福勒),以及各種基于科學預測和理論的未來情景(黃永砯,2019)。蘇珊•舒普利聚焦切爾諾貝利事件——1986年4月26日于蘇聯烏克蘭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的重大核反應堆破裂事故,她的裝置作品《延遲衰變》呈現了從切爾諾貝利核泄漏發生到5月14日總統戈爾巴喬夫發表電視講話期間的19天時間里,蘇聯政府和媒體報道的一些關鍵材料。4月26日至5月15日的二十份《真理報》封面置于背光玻璃櫥窗中,展柜上方是一個緩慢移動的放射性云的影像裝置。在呈現蘇聯政府長期沉默的證據時,蘇珊沒有提出任何指控或者辯解。更早的公開聲明是否能夠減輕致命的后果仍然是一個問題,關于恢復受影響地區的生態平衡將需要數百年或數千年的辯論也是一個疑問。《延遲衰變》是對“和平利用原子能”所涉及的責任和風險的重新審視,盡管這是目前最廉價、某種意義上也是最生態的能源。 托馬斯•薩拉切諾則用蜘蛛和網創作了系列作品《重力隱士》,他邀請人類調整他們的感官器官,以適應其他物種的環境,并體驗共同生活的新方式。托馬斯認為,人類和其他物種居住的物理空間具有一種創造力,能夠破壞現有秩序,產生新的、共同的希望。作品里的網既象征著互聯網技術,也映射著現實中人類與環境微妙平衡的關系。 受展覽委托,黃永砯制作了裝置《美國廚房和中國的蟑螂》,是藝術家如何看待當今世界的視覺隱喻。作品構思于2006年,十三年后在莫斯科建成。鑒于不久前美國宣布的對華經濟戰爭以及正在形成的新的地緣政治秩序,該裝置具有某種預言性。理解作品的關鍵是一個歷史事件,即所謂的“廚房論辯”(Kitchen Debate),發生在1959年莫斯科“美國國家展覽”的開幕式上,尼克松和赫魯曉夫在美國廚房模型前就美蘇兩國制度進行了辯論。60年后,照片里的美國廚房出現在俄羅斯,而巨大的中國蟑螂占領了廚房。黃對這一象征性場景進行了細致的再現,每一部分都在各自的國家生產:在俄羅斯建造了廚房的墻壁,從美國購買運輸老式電器,在中國生產硅膠蟑螂,新的歷史性會面就這樣發生了。 展覽始終圍繞著兩個主題——環境保護與對生態學概念的拓展。前者認為氣候變化、物種滅絕、污染、可再生能源和人口過剩等問題并不是次要或微不足道的,而應成為構建生產、消費、教育和休閑模式的核心。反過來,對生態學的擴展理解意味著生物、科技、社會政治學這些更廣泛的領域與生態系統的密切關系。在這種情況下,生態學被理解為由無生命自然,人類和人類以外的物種持續相互作用。這使我們能夠以主動的、明顯相關的關系來思考自然,從而在對自然的抽象思考和日常互動中使生產新知識成為可能。 人類活動具有不可思議的大規模,但在個人意義上卻又往往不具直接利益相關性,因此我們當中許多人選擇忽視這種失衡。展覽邀請觀眾直面這些不平衡,更近距離地觀察我們對這個痛苦話題的抑制,探索處于不同階段的焦慮或否認的表癥,并提供了處理和應對集體性生態創傷的方法。雖然環境問題通常都是從現實生活和政治行動的角度來討論的,但藝術在生態話語的發展中可以成為一種獨特的媒介。它是一個獨特的“指揮家”,它可以成為一個舞臺,在這里人們可以對現實的迷你模型進行推測、測試,并使其可見。藝術可以服務于環境問題,運用抽象和具象思維,將無形的關系具體化,并且綜合整個過程。歸根結底,環境問題具有普遍性,它是唯一一個可以團結全世界人民,令其得以實現某種微小的個人政治行為。 展覽的亮點還在于力圖重復利用過往項目的結構和材料,并在可能的情況下根據藝術家的指示在現場重建作品(金姆•埃伯利斯, 瑪莎•羅斯勒, 提塔•薩利納),以此來減少搬運過程中的碳排放量。約有15件作品是為專門為展覽制作的,有10件左右是現有作品的新版本,還有一些是與當地專業群體合作完成的——養蜂人,水母和水凈化研究人員以及鹽療人員。另外有項目提出了直接參與社會行為的藝術方案,例如Wooloo的開放式社區《人類旅館》。同時本著“負責任消費”的理念,展覽選擇不制作紙質展覽指南,而是發行了該展覽的電子畫冊,感興趣的讀者可以點擊文末鏈接進行閱讀。 編譯/吳慧霞 注:圖文整合自車庫當代藝術博物館官網及相關網站。 展覽信息 |